文学批评方法的艺术——刘艳的文学批评素描|朱一帆

发布时间:2020-10-06 聚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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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文学批评方法的艺术——刘艳的文学批评素描|朱一帆

文学教育微信平台 2020年 第45号

文学批评方法的艺术

——刘艳的文学批评素描

朱一帆

刘艳,文学博士,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兼涉现代文学)尤其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学术专著有《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严歌苓论》《抒情传统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智慧与担当》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在以上刊物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报》发表专业文章百余篇。荣获第五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奖项。

刘艳是“70 后”文学批评家中颇为独树一帜的一位。很多批评家往往更多关注文学现场并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批评,刘艳却并不止于此,她也“仰望星空”,她将自己关注的焦点之一,放置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探索与更新层面。也是由此,近年来她提出了独具创见的“学理性批评”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方法。举网以纲,千目皆张,她以贴近当下创作实际、兼具文学史视阈和理论探索的“学理性批评”研究方法,为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本土性与中国特色,提供了一种可能。

长久以来批评界的一个共识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学传统的“现代化”,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而发展。在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的摇旗呐喊下,中国传统文类——小说、诗词、散文对自身不断进行着“现代性”发展。可以说,直至当下,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考察,仍是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要标尺。毋庸置疑,以“现代性”为批评标准,解决了文艺界的诸多难题,诚如象征派诗歌的意象、节奏与韵律、海派小说的现代性表达(诸如意识流、精神分析)等。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学语境,光凭“现代性”似乎已不能覆盖当下中国文学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诸如当代小说对传统“说书人”叙事技巧的回归,当代网络文学的虚拟体验与文学想象,等等。那么,在后“现代性”语境中,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批评标准,来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批评与鉴赏,便是摆在诸多文艺批评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刘艳就多次撰文表达她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看法。在《学理性批评之于当代的价值与意义——结合< 文学评论> 对文学批评文章的刊用标准和风格来谈》《写在文学批评边上——关于< 批评的智慧与担当> 》《学理性批评与批评的学理性》等文章中,她指出:“无论当代文学史研究,还是理论化的当代文学研究,抑或是带有时效性的对于当代文学的批评,目的都是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发展、讨论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并使之经典化,从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的‘问题研究’来探讨、反思和解决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并给当代文学创作乃至批评实践本身以启示和思考”。基于“学理性批评”的三大特点——“史料、材料的支撑”、“理论的接地、及地、在地”和“文本分析、文本细读”,刘艳认为“学理性批评”这一批评方法,能较好地剖析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价值与意义,“是抵达文学经典的通道”。

从刘艳对“学理性批评”的表述来看,这样一种批评方法,是植根于中国本土文艺实践的现状的,是糅合了中国传统考据之学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于一身的。用中国传统考据之术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学实践,其针对性,显而易见。中国传统考据之术讲求寻找材料、考证作者、说明流传沿革等,主要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史料,五四时期经过胡适的现代改良,该批评方法以“实证主义”面目传承至今。“学理性批评”要有效借鉴传统考据学的经验与方法,亦应祛其偏颇与专执之处。刘艳在前文中所指的“史料、材料的支撑”,便是提倡对中国传统考证学批评方法传承并加以创新。

刘艳选取的西方叙事学理论,则较好地贴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亟需补课的实际,也为“庖丁解牛”文学作品提供了可靠工具和方式方法。80 年代之前的文学批评,一度集中注目于文学作品的内容涵括、思想主旨的提炼和创作与时代、外在语境的勾连层面,对文学本体关注不多。而能够回到文学本体的文学批评,需要在打破阐释定见的基础上,重补细读式文学批评这一课。但细读式文学批评,并非只是作品文本细读,应该是对作品的一种整体式细读:运用叙事学理论及其方法,对作品的叙事结构和叙述学能够助益解析的作品的各个层面加以剖析,对文本加以全面仔细的考察;同时注意将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相结合,能够充分联系作者的创作语境并加以周详考虑,甚至还可以进行互文解读和同题异构等各个层面的分析,在对照和比较中更好地把握作品。能够既不失此前文学批评的优长之处,又真正和深度进入作品内部和回到文学本体,这是整体式细读批评和学理性批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具体的作品分析和创作实践,还能有效发现相关理论在各个层面的的遗漏和对作品衡量标准的偏差,以创作反过来促进理论的补充和修正。

概而论之,刘艳提出的“学理性批评”这一适配中国本土文学创作的批评方法,在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经典性”“真理性”的揭示过程中,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更新批评方法,最终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范式,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刘艳特别重视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她曾言“半个多世纪前,朱自清、闻一多力主批评与考据结合的研究方法,更多是基于对传统文献学局限的反思;而今,从对零距离的、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做出反思的角度,让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传统文献学的方法,更加倚重具体史料和材料的支撑,未尝不是令批评由表层走向纵深、深入的有效路径。”在具体的文学批评过程中,她也承继考据学的研究传统,以自己勤勉的治学精神与态度,对史料进行梳理与令其意义呈现。

这首先表现在她对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搜集与呈现方面。刘艳供职在《文学评论》,常年审阅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内的各种稿件,因此对她而言,更能把控与掌握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与材料,从而为自己的文学批评奠定厚重的基础。如在对王安忆的《长恨歌》进行解读时,即可见她在史料、材料积累与发掘方面的努力。除却这些实打实的案头工夫,刘艳还在与被研究对象的深入沟通与交流中,获得第一手的材料。如与作家严歌苓的对谈。2018 4 月,京东图书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牵头,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了“芳华——多重况味的青春记忆:严歌苓对话刘艳”的文学对谈。在刘艳与严歌苓的沟通交流中,关于小说《芳华》、关于人性、关于文学批评的范式等问题,无一不得到细致的梳理与阐发。这不仅是刘艳的海外华文作家的中国叙事研究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性成果,对谈其实就是建基于强有力的材料支撑,同时对谈本身也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份坚实可靠的史料。

在对史料的整理与发现过程中,刘艳老师也生动表述并呈现自己对文学创作等现象的理解。专著《严歌苓论》在是一部运用叙事学理论和回到文学本身(本体)的研究方法,来对严歌苓的创作首次进行系统的学理性研究之作,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作家作品的研究资料和史料,为今后的严歌苓学理性研究和学院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刘艳专著《批评的智慧与担当》当中,有着对史料问题之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重要性的重点阐发。刘艳另一部专著《抒情传统与现当代文学》的每一个章节,其实都可以视为一篇好的学理性批评研究文章,也几乎都可以发现刘艳对于史料、材料的倚重和爬梳整理并取为己用。对于具体的作家作品,刘艳对作家素材取材与创作生成之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的思考,比如基于作家贾平凹文学创作历程而生发的《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在对作家贾平凹小说创作史实的梳理过程中,刘艳以史家眼光还原了贾平凹的创作“现场”,指出贾平凹新作《山本》如何将历史转化为文学,厘清了作品《山本》的文学意义与价值。还有史料信手拈来的《丹江的文学书写与意义生成——评李育善< 走过丹江> 》,刘艳从现代以来的江河写作出发,阐释了作家李育善的丹江文学书写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承继、为民间人物立传,并最终指出李育善的《走过丹江》的独特性,那便是为我们提供了“现今中国的一个小的,但更具普适性的样本”。

史料和材料的支撑,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基础,是文学批评“务实”的典型表现。没有基于史料支撑的问题意识,是虚无缥缈的。但是只有史料,却鲜少阐发,却易陷于史学研究的路数,湮没了文学研究的特质。刘艳能够坐得“冷板凳”,“潜下去”专注于学理性批评和学理性文学研究,借鉴史料研究方式方法并努力让自己的研究中沉淀和积累足够多的作家作品的史料、批评史的史料,这体现了她作为一名治学者的严谨态度。同时,她也能“浮起来”,基于史料与材料的挖掘,提出自己对当代文学现场的观点与看法,这体现了她作为一个研究者和思考者的独到的视野与眼光。这一基于史料、材料的支撑而呈现的“学理性批评”,值得我们学习并借鉴。

中国传统各文类,自有其独特的叙事方法与写作范式,这是多年来学界所认可的。拿传统中国小说文类而言,不论是白话小说的“说书人”结构,还是小说中引入诗词的创作现象,都是西方小说创作中所少见的,是独属于我们的民族形式与特色。而这些传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此,用西方文学理论解读中国文学实践,就往往不时遭到方法论上的质疑。刘艳在文学批评中并不避讳使用西方文论,而且她还特别长于使用“叙事学”的方法拆解中国当代小说文本。这并非因为她对中西文体不同的疏略,事实恰恰相反,她将西方叙事学理论作为进入作品的工具,但却从来不忘中国本土文学传统和文论传统。也正是因为深知西方叙事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刘艳才选择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剖析和发现并总结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学经验。

西方叙事学理论,作为西方文艺理论界的经典理论,在改革开放之后被深度绍介进中国。在登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后,曾经掀起小说家、批评家探索小说形式等叙事问题的狂潮。罗布- 格里耶、罗兰·巴特、博尔赫斯的理论与创作,成为文坛激烈讨论的话题,“零度叙事”“叙事圈套”“有意味的形式”,成为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争论的焦点,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叶兆言等作家如何使用西方叙事学理论来探索小说文体实验,也成为当时批评界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西方叙事学理论在传入中国后,就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更甚者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仍能频繁见到叙事学理论影响的身影。对文坛现状了然于心的刘艳,采用西方叙事学理论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可谓“对症下药”。她曾提到自己在使用西方叙事理论解读文学作品时的畅快:“我在二十年前读《雌性的草地》时,一度被小说的繁复叙事所迷惑,常有云里雾里之感。二十年后,当我借用了叙事学、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研究方法时,我轻而易举就滤清了《雌性的草地》的叙事结构、叙事线索和繁复的叙事技巧及其所建构起的小说叙事艺术的世界。也比二十年前更加读懂了这个小说。”相信刘艳的这番自我剖白,应是诸多当代文学研究者在面对当代文学作品时的共同感受。

从叙事学角度切入,刘艳不仅解读了严歌苓《雌性的草地》这一部文学作品的叙事成就,同时也对《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等严歌苓的其它作品条分缕析,揭示其文学创作在叙事结构和叙事层面的秘密。在对严歌苓《上海舞男》进行辨析时,刘艳更是提出了“绾合”这一叙事新概念。在她看来,这样一种新的结构方法,其“‘套中套’叙事结构的彼此嵌套、绾合,那个原本应该被套在内层的内套的故事,已经不是与外层的叙事结构构成‘歪拧’一说,而是翻转腾挪被扯出小说叙事结构的内层,自始至终与张蓓蓓和杨东的故事平行发展而又相互嵌套,不只是互相牵线撮合——绾,还要水乳交融,在关节处还要盘绕成结——绾合,还要打个结儿为对方提供情节发展的动力。”这一基于西方叙事学基础上而提出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叙事新说法,可谓揭示了小说《上海舞男》内嵌的两套叙事序列在结构上的交相辉映,在叙事上的互为动力。不止于此,刘艳在对赵本夫的小说《天漏邑》进行评论时,也指出了该小说文本在结构上的“绾合”。在她看来,“宋源,千张子等人的抗日英雄传奇及其延伸性叙事,并不是被简单地处理成一个包裹在祢五常及其弟子的田野调查和当下生活中的叙事,两套叙事结构在自己的时空维度基本按线性时间顺序各自发展,逐渐揭示出真相”,“却因共同的空间结构‘天漏村’,而发生关联、彼此嵌套,最终绾合在了一起”。

刘艳运用叙事学理论重新解读和研究萧红的《呼兰河传》,取得了让人瞩目和令人可喜的研究成果,在萧红研究领域可谓解决了一个“世纪难题”——《呼兰河传》在它的抒情性、诗性和散文化之外,为什么是一个具有那么强的可读性的作品文本——原因在于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范本。刘艳结合中西文论和已有的文体学研究成果,运用叙事学理论来文本细读《呼兰河传》,同时兼又考虑作家创作的时代语境和作家自身的创作理念与作家创作历程曾经发生的嬗变,内外结合,回到文本本身,以令人信服的分析,全面解析了《呼兰河传》为何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范本,而不是袭用学界以往的常规——笼统地将之称为散文和“抒情诗”亦或其它(像“乡间的歌谣”),为《呼兰河传》研究和萧红研究别辟新章。刘艳认为:《呼兰河传》是萧红最后的杰作,也是她文学和艺术上的巅峰之作,从隐含作者、叙事结构、情节性以及限制叙事的可能性,从童心与诗心的意向结构与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角度,以及如入化境的限制叙事——“我的人物比我高”的层面,可以发现《呼兰河传》的文学性以及其何以成为一部不朽小说的原因所在……

我们不应否认的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林黛玉”,文学作品可以从多个角度、用多种方法进行解读与剖析。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对文学研究对象进行解读的方法与角度,并非有着相同的价值。甚至有些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是会把研究对象扭曲的,不值得鼓励。在这个意义上,刘艳能够选择以贴近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现状和深度进入作品文本的叙事学研究方法切入,同时兼又注意避免对理论概念的生吞活剥、削足适履,用掰开了、揉碎了的西方叙事学理论来解析中国文学作品,彰显了她在文学批评方法的选取与使用方面的自信与成熟。我们期待她带给我们更多的学理性批评和学理性研究的实践文本。

【 本文原载《文学教育》2020年第10期上旬号 】

作者像

朱一帆,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含旧体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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